台中律師公會第廿四屆理監事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是改編「中律會訊」，編輯委員黃敏雄道長命我共同耕耘這塊自己的園地，恭敬不如從命，乃不懂藏拙，提筆描述一下留學與學留奧地利十八年所經歷之點滴。留學是留在那裏學習，學留是學習怎樣留在那裏住得下去。回國九年多，以前的瑣事遺忘大半，但有些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尤其是生平第一次經歷的事，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有些事說來無關痛癢，聽來無趣。有些事麻辣有看頭，卻容易得罪人。有趣無趣但憑看官感覺，筆者只求在自己的園地一角盡力耕耘而已。莊子問：是我夢蝴蝶？還是蝴蝶夢我？ 或問：留學是夢？回國是夢？ 還是整個人生就是夢？是為夢：

民國六十二年雙十節，筆者從松山機場出發飛往維也納，開始留奧十八年之旅。奧地利面積八萬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約八百萬人。筆者有幸獲得中奧交換學生獎學金，得以出國留學。在香港轉泛美班機，受同事台北地院推事資公克剛兄之託，欲轉交少許美金予其在香港之親戚，因沒香港簽證不能出關，只能在關口呼叫，人多擁擠且時間短促，交款任務末完成，後改從維也納匯往。資公苦學出身，據說曾在香港編織藤器度日，省吃儉用接濟在港親人，當時外匯管制，無法從銀行匯款，只能託人帶去，筆者義不容辭，如今資公已由最高法院檢察官退休。再在西德法蘭克福機場轉德航班機，到維也納時，距在台北上機已過三十小時，現在由桃園機場乘長榮班機直飛維也納僅需時十七、八小時，堪稱便利。到了維也納，當地時間比台北晚七小時，為十月十一日下午，蒙在外交部服務的陳正治兄通知我國駐奧代表處姜祕書孝靖先生接機，由機場至市區車行約二十公里，下榻維也納旅奧中國人協會在第九區之會址。當時氣溫為攝氏零度左右，正在下雪，雖所穿衣物不足禦寒，一生中第一次見雪，興奮得跑到外面迎雪。旅奧中國人協會會長吳家財先生，山東人，廚師出身，在第九區經營一家金龍飯店，他五十年代就到維也納，早到早賺到錢，有能力也有熱心照顧後到華人，發起組織旅奧中國人協會，筆者到維也納第一天就住在他那裏，身受其惠，倍覺溫暖。吳先生領導旅奧僑社多年，約一九七六年曾獨力在維也納近郊Baden召開歐華年會，負擔一切開銷四、五十萬先令，後曾當奧地利第一位僑務委員，惜他的事業後因擴張太快照顧不到，加上用人不當而失利，一隻眼睛又被人打瞎，晚年並不順遂，筆者返國前曾探過病，一九九五年三月作古，令人不勝噓唏。一九八二年筆者先後買下他第七區青龍飯店及Baden金龍飯店，或為筆者第一天到奧即與他結下之善緣？一九七三年旅奧華人約二百人，大多從台灣出去，多半經營中國飯店，全奧中國飯店才二十家左右。後來從台灣去的少，從大陸去的多，旅奧華人的結構大有改變，如今旅奧華人一萬上下，中國飯店逾八百家，多數是大陸去的人所開，僑社團體除旅奧中國人協會外，另有婦女會、商會、奧華協會等。

第二天到維也納大學報到，領取當月獎學金三千六百先令及分配學生宿舍。報到時，只見到一位職員，一切手續就辦妥了，當即感覺我國行政效率較差，如辦理出國手續很麻煩，一關過一關還辦不好，人家的分層負責行政簡化做得真好。宿舍分到一間坐落第八區Pfeilgasse箭街上的國際學生宿舍，距大學走路約二十分鐘，我分配到一間單人套房，設備很好，一切滿意。安頓好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俞力農先生，俞先生是我國前駐聯合國原子能總署大使俞叔平先生的公子，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決議中國代表權問題為非重要問題後，我國宣佈退出聯合國，在維也納的原子能總署也把我國排除在外，俞大使返國後，我有幸在出國前向他請教，俞大使夫婦要我去找他兒子，請他多給我關照，並帶上口信：希望他繼續在維也納大學讀醫科，不要中斷學業。我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見到俞先生，請他以後多關照並轉達他父母的話。俞先生與從原子能總署退下來的嚴家揆先生，在第七區合開華都飯店，不幸飯店剛發生火災，正在趕工裝修，後來飯店生意更好，大家都說火越燒越旺，信然。他並未繼續他的學業，而一直往商業上發展，據說頗有斬獲，二十六年後的一九九九年九月初，筆者在維也納見到俞先生，他已是一位有錢的僑領。當時俞大使的希望，正是如今筆者的希望，我子善維在我出國前兩天出生，五六歲去奧上學，讀到南德慕尼黑大學，主修國民經濟，未念完就輟學就業。孩子不念書，父母也毫無辦法，俗話說生子身不生子心，望子成龍代代類同，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只要子女不作姦犯科正正當當做人，就謝天謝地了。道長們執業律師為被告辯護，所見多為失望的父母，是否於心有戚戚焉？

初到異邦，馬上發生兩大問題：一為語言不通，二為生活不習慣。語言方面，閱讀尚可，聽力較差，就天天聽收音機看電視，以補聽力之不足，如無所事事般，與出國前夜以繼日、案牘勞形相比，別如天壤。還有發音不準、說不出口，就是說出口，人家也聽不懂。中國人發不出R音，把R發成L，自己當時不知道，上德語課被老師糾正，還莫名其妙，不知那裏發不對。外國人常取笑中國人，把Reis說成Leis。我依照德語老師教的方法：像漱口時把舌頭平放，舌尖放鬆讓它自然上下振動。在走路上學或回舍時練習，勤練了二三個月，才勉強發出正確的R音。後來一九八二年我接下第七區青龍飯店，改名來來飯店，房東Lugner先生說我是他所認識的東方人中，唯一發得出R音的人。Lugner先生是建築師，猶太裔，做建築致富，矗立多瑙河畔的維也納清真寺就是他蓋的，他在第十六區建了一個蠻大的商業城LugnerCity，去年還競選過奧國總統。說到生活上不適應，多得不勝枚舉，今略舉二三：如商店開到下午六點，星期六到中午十二點，星期日不開，剛去不曉得，沒儲存食物，周末曾餓過肚子。又如氣溫低，屋內有暖氣，出門只要加件保暖的外套即可，剛去以為多冷，裏面加穿出國前內子織的毛線褲，去到人家家裏，又不方便脫下，熱得如坐針氈。再如帶去的鹹魚味道奇重，放在宿舍整樓飄香，同舍皆聞香而來問是什麼，吊放窗外幾天，既不雅觀也還有異香，趕快趁拜訪駐奧代表桂宗堯大使之機會，送給他當禮物，又同舍請我吃乳酪，味道有說不出的怪異，難以下嚥。剛去一切新奇，很快就過去三個月，這時最想家，大有不如歸去之想。心想：離開父母妻子到舉目無親、冰天雪地的陌生地方，有各種不便，既沒有家庭溫暖，還要到處碰壁，學業又沒進展，不知要待到何時，前途茫茫，不如回台北去吧。但是每個人天生就有不服輸的脾氣，筆者也不例外，雅不願就這樣半途而廢，惹人笑話。不久熬過這段困頓期，就過關斬將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生活上，照顧我最多的要算程宗熙先生，他是中央警官學校二十四期畢業學長，做過前內政部長徐慶鐘先生的祕書，一九七一年第一位交換學生到維也納，當時他與劉吉元先生等人在第九區合開長城飯店，認識他以後，常去討教聊天吃飯，一九七五年二月內子應聘赴奧從事護士工作，也受他和飯店會計的幫助而得以成行。程先生後來在第一區最熱鬧的行人徒步區獨資開一家福仁飯店，地點好生意也好。國內各界認識他的人很多，尤其政界、法界及警界人士，如前司法院長林洋港、司法院長翁岳生、前退輔會主委周世斌、大法官吳庚及黃越欽、內政部主任祕書曾榮振等先生，都與他熟稔，當地僑胞很多人有事都去找他，如找工作、申請工作許可及辦居留等，受他照顧過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人稱他是維也納的孟嘗君。程先生與我駐奧代表處即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溫克勒教授（Prof. Winkler） 交稱莫逆，溫教授曾在訪台時，公開宣稱程先生是他的結拜兄弟。溫教授是前維也納大學公法學研究所所長，做過維也納大學校長，桃李滿天下，其中不乏奧國政要，我國自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後，與奧國無正式邦交，對奧國之實質外交，多虧溫教授鼎力，有人說他是我國駐奧大使，可以說：要是沒有他，我國對奧關係，寸步難行。而程先生從旁聯繫幫忙頗多，筆者竊羨之，唯恨力有未逮。一九八O年代程先生接吳家財先生任旅奧中國人協會理事長，後接僑務委員迄今。聽說最近民進黨推荐高成城先生當僑務委員，高先生之父是前台北市長高玉樹先生，他原在Innsbruck城開一家金龍飯店，今已不做。我在奧期間，他較少參與僑務，如今膺此重寄，或有改變？

在學業上，筆者幸受黃越欽、張京德及吳庚三位先生很多指導。未出國前，公餘在中國文化學院法律研究所進修，黃公剛留奧回國也任教於斯，我因出國未去上課，黃公聽說我因要去奧，透過同學何春源、余銀德等叫我和他聯絡，我喜出望外，半夜三更就向他報到，他介紹有關奧國學制、風土民情及一些注意事項，正是我亟欲打聽的事情，二年後他又抵奧講學，再次指導我如何寫論文。張公亦為中央警官學校二十六期畢業的學長，任職新聞局駐奧祕書，公餘在維也納大學研究法學，他教我認識一些教授、研究的竅門及如何選課考試。吳公是司法官訓練所八期學長，次年獲得教會獎學金來奧，出國前已學有所成，已在中央警官學校兼任教席，他知識廣博，對國內政情瞭解又深入，此後二三年間，和他幾乎天天見面，各方面我都受教良多。三位前輩學者風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讓我少走很多冤枉路，若在無涯學海中有一得之愚，皆拜他們之賜，每思及此，能不感激？所謂良師益友，此之謂歟！黃公一直在政大任教，當過監察委員，今為司法院大法官。張公曾任駐印尼代表，今已退休寓居維也納，擔任過維也納中文僑校校長，閒暇並從事針灸及法院中文翻譯等工作，服務僑胞，去年九月在維也納受他招待，十年未見，一見則談笑風生，有他鄉遇故知之樂，見他風采依舊家庭幸福，真為他高興。吳公返國後在台大任教，公認為國內三位行政法學巨擘之一，有關行政法之著作定可藏諸名山，當司法院大法官多年，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就是他的傑作，自此行政罰也要有故意過失才罰，是行政罰法的一大進步，近閱報得知他因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被國大代表修理，真為他叫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筆者獲頒法學博士DOCTORIS IURIS學位，學業告一段落，留學階段結束。初擬束裝回國，並已接獲中央警官學校寄來副教授聘書，但又考慮留下來。考慮的幾個因素：第一、政治環境方面，國內政治威權，國會是萬年國代，有學校工友一夜之間遞補成國大代表者，人民言論自由受到箝制，有要求公佈蔣公遺產而被判叛亂者，其非真正民主自由，可見一斑。以我口無遮攔的個性，不但發揮所學之空間有限，搞不好還會多言蠱禍坐牢。國際關係方面，我國剛被排出聯合國不久，好像國際孤兒，人民不易申請到外國簽證，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回國後要再出來就難了。國內有很多人舉家往國外跑，我難道要反其道而行？ 第二、個人生涯方面，要往那一方向發展？不願回法院案牘勞形當審判科員，回國教書走學術路線，或是執業律師？若能在國外做做生意賺錢，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全家與貧窮說再見，是不是更好？有樣學樣，吳家財和程宗熙等先生均在奧國開飯店做生意，我或可東施效顰一下，一樣可以為僑胞為國家服務。 第三、兒女教育方面，國內的教育大多只知填鴨，國外的教育比較注重啟發，要讓子女在國內受教育，把他們推向參加補習、擠大學聯考窄門的成長環境？還是讓他們有一個較好的自由發展空間？思前想後，總而思之，統而想之，輾轉反側數日，最後決定留下來。但不是想留下來，就留得下來，怎麼取得居留簽證？怎樣找事過活？學留階段於焉開始。（89.05.10. ）
歐洲國家地窄人稠，不歡迎外來移民，外國人要留得下來，首先要有居留簽證。一般取得居留簽證的理由，不是求學就是工作。在西德，持學生簽證入境者，早就不能轉為工作簽證，讀完書一定要離開西德，如要留在西德工作，必須先離境，再以應聘名義申請工作簽證入境。一旦應聘獲准，一簽就是三年，到期不能延簽，亦須離境，以免長住西德之後，取得一些可以永遠住下去的權利，如申請長期居留（即美國的綠卡）及歸化為德國國民等。在奧國還沒那麼嚴格，持學生簽證入境者，如有工作可以改為工作簽證，不必如西德要先離境，致有離境後萬一進不來的顧慮。普通申請延簽，一延就是一年。我一九七三年十月入境，簽證延了四次，即到一九七七年九月。留學階段結束之後，只要十個月之內找到工作，即可申請工作居留簽證。
做什麼好呢？在西德科隆留學主修電機的劉瑞宗兄，是中央警官學校三十四期同學，因在西德取得工作簽證太難，想易地來奧發展。所謂發展，綜合一切主客觀因素，最佳途徑即是開中國飯店。另外還有陳明德先生，也是官校二十九期學長，他先留德數年，回國後在官校教德文，劉兄和我均是他的學生。陳師第二次留德，即在西德內政部上班。他們聽說我決定留下來，就向我提出合夥開飯店的建議：股金各佔三分之一，他們無息借我股本，以後有錢再慢慢還。我正在徬徨無助之時，一聞此議，不啻喜從天降。合作之議既定，準備開飯店去也。
求學時，因有獎學金，又想早點讀完回國，雖有在飯店打工的機會，但沒如趙寧先生在飯店打過工。隔行如隔山，現在想走入飯店這一行，不學習有關經營飯店的經驗不行，於是在福仁飯店學習做酒檯、跑堂。不會開車，怎樣載貨？又報名參加私立汽車駕訓班去學駕駛。民國六十年在司法官訓練所受訓時，曾有為時一周的汽車駕駛課程，理論方面如交通規則及機械常識，已有初步基礎，要加強的就是在路上駕駛。駕訓班並無汽車教練場的設施，第一堂練習實際開車，教練簡要說明操作方法後，就叫我開車上路，上交通量較小的路。教練座上有另一套剎車及離合器，不怕學生撞車。開了十多小時，通過駕訓班的測驗後，才可報名參加駕照考試。考試分兩段，理論課程口試通過後才能考路試。我順利通過理論課程口試。路考時則有點緊張，操作起來顯得不夠熟練，最要命的是在有「停」字紅色六角牌子的十字路口，該停車看左右沒有來車再起步時，我竟沒有把車完全停住，車子還在滑動。如此不遵守交通規則，就此一點，考官一定叫我下車，等下次再來。幸好教練在旁座幫我剎車，考官並沒查覺，路考亦得以僥倖過關。在國內學開車只在教練場練習，路考也在教練場而非在道路上考。考取駕照後，很多人不敢開車上路。敢上路者，則不遵守交通規則，也不能信賴他人會遵守交通規則。大家爭先恐後，不知禮讓。人人爭走內車道，只能由外車道超車。想要左轉的車，未到十字路中心點就切過去，車頭過了就不怕車尾過不了。還「紅」衝直撞，交通號誌僅供參考。萬一撞車，不分誰對誰錯，下車先吵一架再說。車禍頻傳，死傷累累。目擊車禍的人，不敢挺身作證，以免惹禍。法院處理交通案件，多重情理而輕是非。兇惡之人橫行，社會控制力量薄弱。見部分國人不守法、不尊重生命及沒有道德勇氣的生活態度，令人浩嘆。禮失而求諸野，要交通順暢，或有必要向外國人學習。
我考取駕照後，於一九七七年四月，花四千先令買了生平第一輛一千二百CC的中古小金龜車，儼然成了有車階級。剛開始一早就起床，到維也納森林去練習開車，沒多久開上高速公路，由維也納到沙士堡Salzburg 來回一趟六百公里，就把貼在後車窗的「新手上路」Anfaenger條子拿下來了。同年九月接店後，需車載貨，公司花二萬先令買一輛歐寶Opel Kadett客貨兩用中古車。大概因為輪胎沒有打氣，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我開歐寶車往維也納，突然聽到的的都都的聲音，以為馬達故障，趕忙踩下離合器，馬達沒有了剎車效能，車子因而速度加快，打轉了三百六十度，停在路肩旁的乾水溝中，幸好沒和前後車相撞，也沒撞上中央分隔島。楞了一會兒，發現除左後車輪完全沒氣外，車子完好如初，可能爆胎以致車輪鋼圈碰撞路面發出聲音，我雖反應錯誤踩下離合器，卻誤打誤撞，反而沒有撞車。打電話請汽車駕駛人俱樂部派人來，載我去附近市鎮買回輪胎換上，又繼續上路。真是大難不死，如今才能在此與看官一同做夢。一九七九年花六萬先令向林嘉熙先生買生平第三輛車寶馬BMW 525，林先生在原子能總署服務，每四年可以買一輛免稅新車，四年的折舊和免稅額相差無幾，就是說每四年換一次新車，卻不用多花錢，何樂不為？普通一年開三萬公里，林先生四年才開三萬多公里，車況與新車差不多，我一直開到一九九一年回國。在奧國買車便宜，買二手車也不怕買到贓車，保養人工則貴，正與國內情況相反。
奧國實施職業證照制度很徹底，開飯店要有飯店執照，要有人持牌。求人不如求己，找人持牌，不如用自己的牌照。要取得持牌資格，除了科班出身，即旅館學校畢業外，就是考試及格。奧國沒有考試院，國家考試委託有關機構辦理，如委託大學、商會等。有三年以上在飯店工作經驗，才能報考飯店執照考試。我請長城飯店的劉吉元先生幫忙，因沒有報員工保險及報稅紀錄而不成，只好請友人在台北開一張曾在飯店工作的證明書，再翻譯成德文。考試科目有各種有關飯店的法律，包括各種稅法、勞工法、工會法及社會保險等，正是我的本行。還有會計、簿記、飲料學、烹飪學及衛生安全等，則非我所長。為了應執照考試，我去參加餐飲商會特為考照舉辦的補習班，一起補習的還有阮媽媽金道遠女士，她曾任教於北一女，我教過她兒子阮伶學中文，她的外孫女Nina和小女善怡生日只差一天，以前就時有往還。在考照補習班上課三個月，我常跟她一起研究簿記及會計的習題，彼此有更深的認識。我學到不少雞毛蒜皮似的實用知識，諸如怎樣記帳、怎樣算帳報稅、怎樣試酒做酒及商會工會組織功能等等。但是烹飪方面，所用名詞多有法文外來語，我無法了解記憶。一九七七年五月考試時，烹飪學意料中分數不高，但其他科目過關，總體就及格了。阮媽媽也同榜題名。
有了持牌資格，在那裏開店？維也納市區已有七十家左右的中國飯店，似乎飽和了，決定往維也納以外的城市去找。從頭開始裝修太麻煩，頂下現成的西餐店予以改裝，較為省時省事。六月起，我就開剛買不久的小金龜車，與劉瑞宗兄穿梭在維也納附近的城市，找有沒有要頂讓的西餐店。尋尋覓覓，覓覓尋尋，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在離維也納八十公里的Krems小鎮找到一家，差不多同時又在離維也納三百公里的沙士堡Salzburg找到一家。後者是整棟四層樓房，除飯店之外還有二十六間旅館房間，住家不必另外找房子；加上 Salzburg市是奧國九個邦之一Salzburg邦的首府，也是二百年前大音樂家莫扎特Mozart的出生地，城市人口約十二萬，是奧國第四大城，又坐落在西德邊境，尤其夏天有很多外國觀光客。中國飯店才兩家，一家是曲直先生開的，另一家是陳昭南先生開的漢宮飯店，雖是第三家中國飯店，還是甚有發展潛力；預計投資額約七八十萬先令，也在股東能力範圍之內，於是決定頂下這家。
至於Krems，是多瑙河畔的小鎮，由這裡到Melk約三十公里，是多瑙河最美的一段，稱為Wachau，產葡萄酒有名。如坐遊艇觀賞兩岸風景，葡萄加古堡，河光映山色，美不勝收。八O年代中世界華商會議在維也納召開，即曾招待世界各地華商由維也納坐巴士到Krems，改坐船遊多瑙河到Melk，再乘巴士回維也納。每年夏季觀光客到Krems的也不少，那裏還沒有中國飯店，既是獨家生意，應該有生意可做，棄之可惜。乃由劉兄牽線，讓給留學西德主修刑事政策也想來奧國發展的陳揚明先生。劉兄出錢由我出面先替陳先生頂租西餐店，並加以改裝整修，一九七七年八月下旬開幕，取名華豪飯店China Restaurant zur Wachau。劉兄和我找店費時費事，又幫忙改裝整修、編印餐牌，以至開張，還幫他招呼客人，一直到八月底，賺他約七萬先令應不為過，但因陳先生是劉兄的同窗好友，劉兄不好意思說賺他的錢，推由我出面說沒賺錢。生平第一次做生意賺錢，這七萬先令原擬二人平分，後陳師獲悉此事，說他也應有份，劉兄與我商議：雖然陳師沒有出錢也未出力，但為維持以後良好合作關係，提撥一萬先令分給陳師。約八、九個月之後，陳先生因分心到慕尼黑幫僑領徐能先生編印「西德僑報」，又與股東張先生二人水火不容，導致華豪飯店經營不善而虧本關門。陳師及劉兄答應把分得部分還給陳先生，我也輸人不輸陣，把分到的三萬先令還給他。第一次做生意賺來的錢，就這樣化為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吃魚不著反惹一身腥。
一九七七年七八月間，成立福樂有限公司Happy Chinese Gesellschaft mit beschraenkter Haftung，好以公司名義與女房東Frau Wielaender簽訂租房Miete及租店Pacht契約。在奧國住不到三個月的人，不能投資公司當股東，由我和內子二人先成立公司後，其他實際參與投資的股東，以後再伺機加入。九月初，接下沙士堡那家原名老狐Gasthof Alter Fuchs的西餐店。劉兄來奧前方與在另一城市當護士的張美姿女士結婚，新婚夫妻剛好在此補度蜜月。我則滿懷興奮和憧憬，偕內子抱著將滿周歲的小女，由住了四年的維也納搬到沙士堡，住進自己第一次參與投資的飯店。約過半個月，陳師乘周末由科隆開車來沙士堡，討論合夥章程及薪水等事宜。最後達成協議：福樂飯店投資總額七十五萬先令，每人出資二十五萬，陳師與劉兄先拿，不夠時再共同替我墊付，等我有錢再還；每月薪水劉兄及我各一萬先令，劉妻及內子各八千先令，自開張後起薪；劉兄提議如有盈餘，先提撥二成與執業股東，即劉兄與我。陳師說他有時由科隆買些飯店用的物品，如裝修用的宮燈及南貨之類，也算執業股東，劉兄與我認為要在飯店上班才算，陳師有些不豫，勉強同意。但陳師回科隆後約一周打電話來，說有寄來一信，要我們慎重考慮答復。收到陳師的信，劉兄先看完即向我表示「乾脆讓他退股算了」。我滿頭霧水，不知究竟。原來陳師要改變前議，主要有兩點：第一、盈餘均分不先提撥二成分與執業股東。第二、每月薪水男的降為八千，女的降為五千。如我們不同意，陳師就要退股。我去電陳師：請他暫維原議，如有收入不敷支出時再說，我們不會讓老師虧本而學生大賺其錢。陳師堅持要照信上條件。被迫簽訂城下之盟，非任何人所願。如劉兄沒錢，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只好接受陳師信上條件。正好劉兄的岳父母由台北來探金龜婿，劉兄夫婦袋中馬克馬克。任何人都有脾氣，雅不願幾日前三方折衝達成協議，尚未開始執行，就由單方任意大幅變更。於是推我提筆，答復陳師，說我們無法接受他的條件，寄還他已出股金。三人行尚未出師，即行折翼。因受陳師退股的刺激，我感覺兩頭馬車不如統一指揮，向劉兄提議改成獨資，藉以觀測劉家意向，劉兄夫婦同意。乃以投標方式，將願買對方股權之金額寫在紙上，多者得標。我投三十一萬一千一百十一先令，劉兄投二十八萬先令之譜。我既得標，本可買下劉兄之股權，但我身無分文，如何憑空生出五六十萬先令？乃重邀劉兄入夥，一切合夥條件同前。劉兄夫婦考慮一夜後同意重新加夥。於是二家合力把飯店改裝完成，於十一月初旬開張大吉。
股東之間，難免意見不同，如何理性地好好商量，希望雙方捨異求同，方為正辦。萬一利害相反無法求同，也要效法鮑叔牙對管仲的合夥模式，把定對方如有需要就多拿一些也無妨的想法，則合作可以持久。我恐意見太多，向劉家提議：兩家夫妻共四人，四個人之間有六個二人關係。莫若每家推一人為代表，只有二人，商量事情又快又好。劉家同意推由劉兄代表，潘家由我代表。後來我發覺我與劉兄商量決議的事，第二天劉兄又有不同意見，才知道劉兄對其妻言聽計從，是聽某嘴大富貴的人，但劉家又不願推由劉妻為代表，真傷腦筋。為了做生意，請好的客人一小杯烏梅酒、水果或甜點，大家都沒異議。但是那一位是好客人，要不要請他，請什麼？就有不同意見了。我認為：這種小事，兩家四人中的任何一人，均可單獨決定。劉兄夫婦則認為要股東商量。進來的客人，我認識的較多，我請客人喝一小杯烏梅酒，事先沒問劉兄他們，但多半有介紹客人與劉兄認識，說劉兄也是老闆之一。不久閑話還是出來了，如「笑話，拿錢請人當老闆」之類。
一九七七年耶誕節，在奧國第二大城Graz開京龍飯店的劉德龍洪玉夫婦來福樂飯店作客。德龍兄原在西德當廚師，洪玉女士帶子女住維也納，我教過其子女中文。後德龍兄來奧在沙士堡漢宮飯店掌廚，不久前才辭工去Graz開店，劉兄與我找店期間曾接租其住房。他們聽說我們開了新店，回沙士堡舊地重遊並拜訪我們。德龍兄夫婦私下問我與內子：股東間相處怎樣？我們說很好啊。洪玉女士很熱心，一起吃晚餐時，教我們如何做生意，說：「如有好客人可以請他喝一小杯烏梅酒……」。正好說中股東意見不合之處。他們回去後，劉妻打電話去問：是不是潘家的人事先教她故意這麼說去損劉家的？德龍兄夫婦因而知道：劉潘兩家正在鬧意見。
起先劉妻有意見，劉兄還站在道理上調和雙方，後來越來越不講理，夫妻同樣意氣用事，甚而人身攻擊起來。有一次意見不和，劉兄竟指著我說：「如果不是我們到奧國來，你已經變成乞丐了」。同學不可理喻如此，夫復何言。一晚打烊後，已是午夜，劉兄夫妻與我三人結算當天的收賬並商量事情，談著談著，劉妻突然拿起裝硬幣的塑膠碗公向我砸過來，致我左頰瘀腫。我見勢頭不對，士可殺不可辱，此地待不下去了，次日即一九七八年一月底，福樂飯店開張不到三個月，丟下飯店於不敢顧，帶著妻女開著小金龜車奔向維也納。適逢周末剛下大雪，鏟雪車尚來不及清雪，高速公路上積雪盈尺路面打滑，金龜車有幾次差點滑出路肩，又有幾次差點跟他車相撞。一旦出事，有客死異邦之險。往事歷歷，即此夢中，猶有餘悸。
社會百態，往往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有人拿我的電話號碼簿，到處打電話訴苦，說我如何如何，如：我是學法律的，欺負他們在陌生國度又不懂法律，公司股東既沒他們名字，報勞工保險時又報她是女工等等。所謂女工通常指清潔女工Putzfrau，而非女跑堂Serviererin。勞工保險分為白領的職員Angestellte和藍領的工人Arbeiter，奧國標榜社會主義對工人的照顧較好。為節省開銷，內子沒報工作。劉妻有報跑堂，跑堂可以報白領，也可以報藍領，考慮到他們新婚可能懷孕生子，將劉妻報為工人而非職員，事先向他們說明並經其同意，事後她卻故意以扭擰言詞去聳人聽聞。交淺不言深，不熟的人不會問有關股東鬧意見之事，就沒機會解釋。別人不提，家醜不外揚，我也不會主動提起。僑界不明內情者，聽人告狀，以訛傳訛，咸信曾參殺人，避我惟恐不及。
我在維也納無所事事而徬徨地過了一個月，問題總要解決。一九七八年二月底，請程宗熙學長見證，在其福仁飯店商談拆夥事宜。會談時，我單獨一人前往，會場多有劉兄由西德請來的一些人。陳揚明先生還打電話到福仁飯店來，要我好好和人解決，否則就提出騙他七萬先令之告訴云云，給我增加心理壓力。我如一個人對全世界，不禁激起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氣。議題是談如何將登記為我與內子名義的公司股權過戶予劉家，最後才談到買我股權的價格。我請劉兄開價，他出三十八萬，我嫌太低不能接受，劉兄又不願提高買價，大有要就賣不賣拉倒之態，於是僵在那裏。
我想起一同考照的阮媽媽說過，願意加夥福樂飯店，於是打電話給她，她立即趕來福仁飯店。其間有人拉攏她和劉兄合夥，她說不可能，因她和劉兄不熟，彼此沒信任基礎。她臨走前私語我：願以六十五萬先令買一半股權。刻下我有了阮媽媽的支持，雙方財力均衡且均有承接意願，可以投標方式解決了。憑良心說，我甚望以合理價格將股權讓予劉兄，不希望他來奧數月又失去立足之處，一旦離開福樂飯店，他要自己開店也許困難重重。一般投標是出價買對方的股權，我希望劉兄出價高些，建議換另一方式，改為出價賣自己的股權，賣價低者賣股拿錢。買方應兩周內付一半，餘半年付清。若買方兩周內不付一半價款，則對方取得同價承購權。這個方式有個優點，即賣方自己提出賣價，以後買方不虞別人閑話。但也有缺點，即雙方均把自己股權提得很高，兩周後付不出一半價款，對方以同價承購，再兩周後也付不出，問題還是解決不了。標單由留學西德、自稱正好來維也納玩的官校同學黃清政兄執筆：「……願將沙士堡福樂飯店股權百分之五十以……先令，賣予……」等字樣，僅在價格及買賣雙方姓名處留白。我在價格空白處寫「陸拾壹萬壹仟壹佰壹拾」十個字，並未將阮媽媽出價六十五萬先令全部寫上。開標時，見證人程學長看完雙方標單，說你們投標的價錢都一樣。我拿過劉兄標單一看，忙說不一樣相差十先令，還誤以自己拿錢走路向劉兄恭喜。大家搞清楚狀況，有人對我說應該是我出錢買股。原來劉兄的索價為「陸拾壹萬壹仟壹佰」，他寫的字較大，只寫到百位就把預留空格填滿。我的字較小，寫到十位，如果寫得下，我會多寫個「壹」字，寫到個位數。後來阮媽媽告訴我，投標前劉兄夫婦同她溝通爭取與她合作時，問她拿得出多少，又願意投資多少？她說：「多錢我沒有啦，房子賣一賣，最多拿個五十萬先令」。劉兄以此為準多加十萬零幾，卻以區區十先令（折合新台幣約二十五元）之差未能如願。倘若他多寫「壹拾壹」三字，雙方就只差一先令而結果相反。早知如此，在一開始出價三十八萬不成交時，若加碼到五十萬，可能我就同意了。僅以三十八萬要買人家的股權，自己的等值股權卻又索價六十一萬多，毋乃太過。
在諸人見證下寫好協議書，約定兩周後即三月十四日在維也納交頭期款三十一萬多。我打電話恭喜阮媽媽，告訴她以六十一萬多標到買股權，請她兩周內準備頭期款。因為要趕在下午五點半前開門做生意，我匆匆駛往沙士堡。趕回福樂飯店，憶起一個月前離開之時，雖無「我將再起」之念，但我還是回來了，撫今思昔，興西哲「我來、我拼、我成」之慨。一開店門，電話響起，我剛拿起話筒，就聽到對方用閩南話問談判的結果怎樣？我一下反應不過來，用國語問找誰，他才知道我不是他要找的人，改用國語和我交談。原來是陳昭南先生打來找劉兄的，我告訴他劉兄還在維也納，以及投標的情形。我電請阮媽媽來沙士堡店裏看看，她說正要籌錢走不開，和她幾乎天天通電話，談些有關飯店的事情，如開銷多大生意怎樣。後二日張鎮西先生由維也納來，說要去巴黎買貨，忽然又說不去而趕回維也納，不知他有何急事。過了一周，阮媽媽意外地來電，說房子賣不出去，她拿不出這麼多錢，要我另外找人投資。我聽了，猶如晴天霹靂，莫知所措。
略為定神，心想難道就這樣放棄任人宰割？還是盡人事聽天命？要看店走不開，只能打電話問認識較深的人，包括程宗熙張京德學長們，有沒有興趣來投資，他們答以同是同學不便介入。此時的我，不禁有相識滿天下之嘆。試著問德龍兄夫婦，他們瞭解內情後，卻出乎意外地答應拔刀相助，距交款日還剩五天，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兩個多月前他們來沙士堡做客，回去後接到劉妻質問的電話，讓他們知道股東不和的責任不在我方，或許是他們願意來投資的原因。德龍兄答應我五日內湊出二十五萬先令，他剛開京龍飯店不久沒有餘錢，時間又急迫，趕搭飛機去西德借馬克。屆期我開車去維也納準備交款，並順便買些南貨。晚上八點還沒見到德龍兄的人影，連電話也沒有一通，以為又變卦了。打電話去Graz京龍飯店，說人已去維也納，才稍微放心。終於德龍兄來電，說只籌到二十二萬，一友人（後知是張鎮西先生）先前答應借他三萬，今天去拿卻又說沒有，到處張羅不果，因此拖到這麼晚還不敢相見。我告訴他別急，加上飯店半個月的收入，錢夠了。於是聯絡劉兄，他顯得意興闌珊，人還在沙士堡，表示不願到維也納來收款。我猜他早知阮媽媽不來投資之事，以為等我交不出頭款，他就可買我股權，不意我竟要交頭期款給他。第二天德龍兄陪我到沙士堡依約交款予劉兄，德龍兄入股福樂飯店於茲確定。
阮媽媽為何改變初衷？難道真的拿不出錢？還是另有原因？令人納悶。數月之後，與德龍兄聊天，方才恍然。原來德龍兄以前的老闆陳昭南先生在他入股福樂飯店後，對他說：「你怎麼這麼傻，他們每人才出資二十五萬，股本佔一半。你出資六十一萬，股本也佔一半，太吃虧了」。大概張鎮西先生匆匆趕回維也納，將此話傳給阮媽媽，阻她吃虧上當。殊不知劉兄與我從找店開始直到開張，數月未領分文，勞心勞力等同投資，開張後所有收入又再投資，而且飯店營業中有如生蛋母雞日日生財。德龍兄表示股東投標金額幾乎同數，內部之人均認有此價值，並不吃虧。德龍兄眼光獨到，判斷正確，令人佩服。不久之後阮媽媽在維也納第十九區與賴太太合夥開一家翠園飯店，生意不錯。（89.08.10. ）

先安內而後攘外，股東內部安定而後可以全力放在生意上。學生開飯店，因本身通當地語言，外堂接待客人沒問題，廚房則較弱。廚師不是要求加薪，就是說要辭工，常為廚房人事傷神。福樂飯店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開張，到德龍兄入股近半年中，廚師換了幾個，有印度華僑，也有大陸同胞，多非科班廚師，手藝普通，口味平平，出菜又慢，客人就抓不住，生意好不起來。德龍兄入股後，廚房人事由他安排，廚師界他熟，不必我費心。德龍兄的朋友澎湖出生的楊神助先生，是科班出身的大廚，在西德當廚師，楊太太於一九七八年四月由台灣來奧國，想去西德依親，但拿不到西德入境簽證，我陪她到沙士堡警局申請奧國簽證，申請理由說要入境西德，正等西德入境簽證，警局只給三天的簽證。我想起張京德學長曾介紹我認識維也納警局局長，試著去維也納警局幫她申請，立即拿到一年的簽證，她就留在福樂飯店幫忙。在沙士堡警局碰壁，而在維也納警局順利，並非全因認識局長之故。沙士堡是十二萬人口的小城市，容納不下太多人，對外國人比較排斥。維也納是約二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在維也納經商做工的外國人很多，申請簽證就容易得多，認識局長只是手續上方便些，不必等那麼久而已。同年九月，楊神助先生也因太太拿不到西德簽證而轉到奧國來，在福樂飯店掌廚，以後廚房人事就安定了。

做生意要能賺錢，道理很簡單，就是：第一壓低成本、第二提高賣價及第三增加售量。壓低成本就要減少開銷，如用人、水電、房租及材料等費用。減少人事開銷，就要少用員工。中國飯店用的人，很少用當地奧國人，用外國人要先申請工作許可，要報勞工保險，又要報所得稅，增加不少開銷，老闆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盡量少請人。材料方面，看那裏品質好又便宜就到那裏去買，打電話叫貨較貴，多半自己開車到批發場如METRO去買。提高賣價和增加售量，互相衝突。賣價太高就沒人買，賣價太低又沒賺頭。以價制量或薄利多銷，正是做生意的兩個不同路線。開飯店不必有什麼大學問，只是事情繁瑣，煩不勝煩。每天正常開門做生意，只要有人上門吃喝就有錢賺，只是賺多賺少而已。

與德龍兄合夥期間，每次算帳，他只看帳簿的最後面盈餘多少，可以分得多少利潤。至於其它細節，如每天收入支出，他從不看，人家如此信任，怎好作假吃人家？約一九七九年底，德龍兄要在Leoben小鎮開第二家京龍飯店，需要資金，提議把福樂飯店一半股權讓給我，他說：飯店全部價值約二百萬先令，一半股權作價九十萬就好。我就籌集資金分期付款買下德龍兄的股權，從此我就獨擁一個飯店，沒有合夥計帳算帳的額外工作，可以全力對外開拓生意了。

一九八O年父母弟妹四人來奧，我開車載他們遊覽德法，父親在巴黎沒法郎買煙，我們故意不給他買，並鼓如簧之舌，說：「爸說太陽從西邊出來就要戒煙，台灣的西邊是印度，在歐洲太陽從印度出來，等於太陽從西邊出來，應該戒煙了」。回到奧國已過了戒煙最痛苦的時期，父親抽煙五十年，戒煙無數次，一趟歐洲之旅，終於在七十歲時戒煙成功。回到台灣鄰居故意拿煙給他，他也不抽了。並說「現在再抽回去，就沒有格了」。父親因戒煙成功，多活了幾年，活到九十歲。假設更早戒煙，也許可以活得更久。父親晚年，為慢性阻塞性肺疾所苦，就是抽煙積下的因。奉勸抽煙的看官，早日戒煙吧！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和楊神助先生合夥接下吳家財先生在維也納第七區皇帝街（Kaiserstrasse ）所開的青龍飯店，改名來來飯店（Kaiser von China ），德文店名意為「中國皇帝」，我想：如在皇帝街有中國人，當然是「中國皇帝」了。奧國人的口語中，說到皇帝，就是「中國皇帝」。說到國王，就是「匈牙利國王」（Koenig von Ungarn ）。初接「中國皇帝」飯店，因以前乏人管理，店又大又髒，生意奇差，超出想像。記得最差之日，客人只有四位，比員工還少，營業額三百二十先令。時外貿協會派駐維也納的潘健行先生常去捧場。楊師父科班廚師出身，菜做得很好，生意漸漸好起來。一九八三年底轉讓給跑堂張太太一家，我們幸未步吳家財先生的後塵而大虧其本。一九九九年九月，我重遊維也納，還到來來飯店拜訪張家，接受他們招待一頓晚餐。張家夫婦表示，接店十六年來，是有賺錢，但是工作很累。

吳家財先生在維也納南邊約三十公里的小鎮巴頓（Baden ），又有一家金龍飯店。巴頓鎮除了有溫泉，及附近盛產葡萄酒之外，又有觀光賭場（Casino ），是個做生意的好地方。約於一九七六年，他曾獨力在此召開歐華年會，當時我尚在學，還在會場打工。他再找我接手金龍飯店，我見他年高德韶遭遇困難，很願意幫他渡過難關。一九八二年底，我找印度華僑陳富興先生合夥接下巴頓金龍飯店，改稱福樂飯店。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回國，我才把一半股權賣給陳先生，提錢返國買車買房。去年重遊巴頓鎮，接受陳家招待，並帶媽姊進Casino觀光試試手氣，我鼓動媽拉吃角子老虎，拉中四個藍七，嬴了往返維也納的機票錢。假設拉中四個紅七，可得約新台幣二千多萬元，可惜沒拉中四個紅七，但拉中四個藍七，也屬幸運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與楊家合夥在維也納北郊小鎮客堡（Klosterneuburg ）接下一家西餐館，改裝成中國飯店，也命名福樂飯店。客堡鎮坐落所在類似陽明山，地處鄉村，去維也納不遠，也產葡萄酒，很適合住家，也適合開店。本擬在此終老，因父罹腸癌重症，乃於一九九一年二月束裝返國略盡反哺。我回國後，客堡鎮福樂飯店乏人經營，虧損連年，只好關門大吉。去年重遊客堡鎮，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有開就有關，有生就有滅。楊家於一九八九年在維也納第十九區開一家澎湖飯店，生意很好。去年在奧國受楊家招待，並提供一輛汽車給我使用，三個禮拜駛遍奧國，也開到德國南部最大湖泊Chiemsee。正好時任內政部主任祕書的曾榮振先生一家也到維也納，他鄉遇故知，在國內不易見到的人，在國外反而容易見到。我也載他們到多瑙河畔FKK處觀光觀光。

一九八O年春父母弟妹四人來奧，我開車載他們遊覽德法，父親在往巴黎路上沒法郎買煙，我們故意不給他買，並鼓如簧之舌，說：「爸在台灣說太陽從西邊出來就要戒煙，台灣的西邊是印度，在歐洲太陽從印度出來，等於太陽從西邊出來，應該戒煙了」。一周後回到奧國，已過了戒煙最痛苦的忍耐期。父親抽煙五十年，戒煙無數次，一趟歐洲之旅，終於在七十歲時戒煙成功。回到台灣鄰居故意拿煙給他，他也不抽了。並說「現在再抽回去，就沒有格了」。父親因戒煙成功，多活了幾年，活到九十歲。假設更早戒煙，也許可以活得更久。父親晚年，為慢性阻塞性肺疾所苦，就是抽煙積下的因。奉勸抽煙的看官，早日戒煙以期活得老些吧！
約一九八O年，我因胃出血而貧血頭暈，上廁所時暈倒在地上，醒時覺得頭頂及手肘部位疼痛，是暈倒時撞的，幸好頭沒跌破、手骨沒跌斷，送醫院檢查，醫師說是十二指腸潰瘍及急性胃炎，輸血兩袋住院兩周，經醫師說明，才知胃中沒食物就是胃在休息，只要生活不焦慮緊張，身體自會分泌保護胃壁的液體，胃酸就不會攻擊胃壁。出院後又在與父親抬啤酒時，父親那頭五十公斤的啤酒桶掉下來，壓碎我右腳大腳趾骨，右腳膝蓋以下裹石膏六周，癢卻搔不到。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從鬼門關回來，驚覺生命脆弱人生短暫，深感不應為賺錢而忽略健康。於是買些有關身體組織及保健的書籍研究，增加自己的醫學知識。又涉獵一些人生哲學及宗教的書籍，更明白飯店有開就有關，四季有春就有秋，生命有生就有滅。
孔子說汝安則為之。為人處世但求心安而已。外來的壓力太大，不能心安。有內在的壓力也不能心安。排除壓力的方法，就是要捨，捨到極點，就是忘我。我之不存，心何不安？一切任運自然，過程盡人事，結果聽天命。就如律師這行，努力爭取，不擔成敗。一夢至此，詩曰：一葉扁舟泛渺茫，萬里來去別爹娘，風雲星月俱拋卻，贏得騷客蝶夢長。（潘宏坤2001.02.12. ）

【(廿年一覺留奧夢（上）載「中律會訊」第三卷第1期第78-81頁，89年6月)

  (廿年一覺留奧夢（中）載「中律會訊」第三卷第2期第96-103頁，８9年８月)

  (廿年一覺留奧夢（下）載「中律會訊」第三卷第6期第85-88頁，90年4月)】